那是去年11月一个寒冷阴沉的早晨，但对郭美艳和丈夫来说却充满了希望：他们终于有了生孩子的可能。
躺在轮床上的郭女士被推进医院的一个房间，医生把之前从她身上取出的卵子进行了体外受精后，移植回她的子宫。此刻，39岁的她也有一种恐惧感。
“如果（手术）不成功的花，钱也白花了，罪也白受了，又得从头来重做一次，”郭女士说，她是从200公里以外的张家口来北京这家医院的。她和丈夫已在附近的旅馆里住了一个月，以便在对卵子进行体外受精过程的最后阶段留在医院附近。
每年有数十万对中国夫妇跟他们一样，在用尽各种方法仍无法怀孕后，转而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。这些不孕夫妇抱着战胜不孕症的希望，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。只是为了挂上就诊号，许多人在天不亮时就在医院外排起了长队。
现在，中国政府想让更多的人用上辅助生殖技术，该技术已在
2001年合法化。政府已承诺将辅助生殖技术的部分费用纳入国家医疗保险覆盖范围，一个周期的体外受精费用通常是几万元人民币。这是中国官员为解决一个在他们看来非常大的问题——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到导致
人口开始减少的程度——所采取的十多项政策措施之一。
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，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早地达到了这个人口转折点的时间，导致一些人口学家称为“未富先老”的祸端。随着中国每年出生的婴儿越来越少，而最年长人口的寿命越来越长，政府不得不应对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挑战：
劳动力萎缩、刚刚起步的养老金制度，以及对生育不感兴趣的一代年轻人。